于是，我們開始思考，這次國企改革的動力從何而來？改革能給企業帶來哪些實實在在的“改革紅利”？毫無疑問，任何改革都會對既得利益格局及其獲得和分配方式進行調整。那么，國企改革中的利益相關者是否看到了自己的“奶酪”？他們各自對改革中“利益博弈”的看法，能否成為改革的動力？答案是不同的。

一、國企改革中的“眾生利益”

毫無疑問，國家是這項改革的締造者、領導者和促進者。長期以來，國有經濟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和貢獻不用說，但國有企業的長期積累是難以治愈的。這一體制既處于政策因素的頂端，體制內結構性矛盾較多，國企的“名”變成國企在政策、資源、金融、市場、人才等諸多要素領域贏得了企業競爭優勢的羨慕，其結果是國有企業高成本、低效率、低回報的經營行為被公之于眾，特別是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喪失了革命的自我動力和能力。面對全球市場需求疲軟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我國宏觀經濟總體上需要“調結構、提質量、創新發展模式、創新發展空間、創新發展動力，同時放緩；這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這不僅是國家利益，也是國家利益。在國家宏觀層面，沒有改革，就沒有出路。這是改革帶來的新機遇，也是改革紅利的源泉。然而，改革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對國企、國資委和地方政府來說，目前只是“你要改革”，而不是“我要改革”。

對國企改革的目標和利益有期待。客觀上，他們對國企改革成果的追求與國家的追求高度一致。此外，自上而下實施國有企業改革國家戰略的行政任務，要求地方政府以積極的基調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但是，受政績觀和既得利益壓縮的影響，地方政府缺乏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的動力。

國資委成立以來，一直背負著許多尷尬和無奈，這既是體制的無奈，也是改革的無奈。讓一批行政官員來監督企業，別說他們不懂經濟和管理，即使他們知道了，指揮了領導，他們更多的是選擇行政思維來監督企業，主觀上和客觀上與企業的管理需求都相去甚遠；另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實行行政工資制，國有企業實行市場化的年薪制。收入水平相差甚遠，心理差距不小。此外，許多地方政府還把任命國有企業領導人的權力交回了組織部門，由地方行政長官說了算。國資委隱形權力的喪失，令人十分尷尬。這一輪國企改革，疊加在行政改革上，國資委改革的命運幾乎已成定局，何去何從仍不明朗。然而，國資委剛剛承擔了國企改革中的政策起草和設計任務。此外，國資委管理資產和資本也是一個新課題，其中的利益訴求和博弈需要用改革的勇氣和智慧來解決。

對于國企改革和國家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多數國企決策者是理性支持和認同的，這主要是基于他們對國資委現行經營管理體制的不滿和怨恨。但是，他們沒有看到國企改革的預期收益，加上國企高管薪酬限制的趨勢，使得他們沒有看到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得到保護或改善。因此，不少地方國企決策者對改革持“觀望態度”。

首先要等待。等待地方政府拿出國企改革的具體方案；等待國資委對國有企業監督管理的行政改革；等待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指導；等待職工所有制的政策邊界；等待高管薪酬與市場。。。國企改革的實施者和實施者選擇了改革最意想不到的“被動等待”。

其次再觀望：只有國有企業決策者充分深刻地理解這一輪國有企業改革的初衷和方向，才能為改革設計出具體的行動方案。遺憾的是，目前國企改革的政策還沒有對混合所有制制定出更具約束力的政策，客觀上難以全面給出混合改革的意見。因此，我們看到許多國企高管們“混而變，為混而變”，究竟是企業參與什么樣的混合和變化？這是一項有利可圖的生意嗎？或者你打算退出一個你甚至不想做的生意？在觀望中，用怎樣的對策應對變化多端的政策“小算盤”。

目前，國有企業高管理性地認同和支持改革，期望通過改革扭轉影響企業效率的行政干預，給國有企業帶來更加貼近市場的發展環境。在感性方面，他們選擇了等待和等待，被動地等待行政力量的推動或命令，因為他們沒有積極設計和推動改革的動力。

可以說，在現行國有體制下，國有企業的干部職工是既得利益者。許多國有企業“人力成本高”，歷史包袱吞噬了“經營利潤”，使國有企業喪失了市場競爭力，許多國有企業干脆退出競爭領域。目前的政策是“限制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中層干部和職工的工資不受限制，而國有企業正是龐大而不斷壯大的中層干部隊伍，其從業人員總數及其長期享受遠遠高于自身的價值貢獻和市場薪酬水平，已成為國有企業發展的重點。這是造成長期低效率、超編、高成本和低投資回報的直接原因。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和電力部門的行政干預，使得國有企業持續超編。因此，大多數干部職工擔心改革，既擔心自己的高收入福利待遇在改革中受到既得利益者的調整和壓縮，并期待在國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有幸參與職工持股計劃，獲得遠高于薪酬的長期投資回報。

二、只有避免“利益博弈”，才能帶來“改革紅利”

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著成敗的結果，這種國有企業改革也不例外。如果改革過程中涉及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博弈”不能得到妥善處理，改革促進者、參與者和實施者不能按照改革的原則和要求實現改革目標，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這樣的結果將比沒有改革更糟糕，改革紅利將是一張空白支票。

所謂“利益博弈”是所有利益相關者在地方國企改革過程中，地方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行政機關、干部職工以“以當地實際利潤最大化”為動力，在國家“國有企業選擇更加嚴峻、后果更加嚴重”的改革戰略框架和地方國企改革制約下的行政指揮部署。其最大的特點是“被動跟進，然后不主動推進”，是“聽口令做事，而不是創造性地設計國企改革的實施方案”。

所謂“利益整合”就是所有利益相關者在地方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地方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人員和員工都要最大化整體利益和目標，以效益最大化為原則，最大特點是給予。以實際利益或犧牲地方（部門）為出發點，回歸以“國有企業市場化和行政價值”為本質的具體改革方案設計，創新、創新、大膽創新國有企業發展模式，創新國有企業發展空間，創造國有企業發展動力。

可見，利益博弈必然導致共輸局面，使得這一輪國企改革流于形式，難以取得成效；利益整合必然產生雙贏，實現長期可持續的整體利益，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實現更大的改革紅利。

三、國有企業改革如何突破“利益博弈”

地方國企改革只有突破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博弈”困境，才能給所有利益相關者帶來真正的“改革紅利”，否則，國企改革必然成為一場轟轟烈烈的“走過場”。這需要改革的勇氣、智慧和戰略。

我們認為，要采取以下措施解決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困難，使各方的“利益博弈”走向“利益整合”，使地方（部門）利益服從全局，當前的現實利益服從全局為了長遠的客觀利益。

1.加強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組織領導，共同樹立改革愿景

地方政府要在國家“十三五”戰略框架內，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為指導思想，成立“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避免把國有企業改革的規劃和布局交給單一的“國資委”（利益相關者）。同時，以國家行政改革和供給側政策為基礎，把本地區國有經濟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形成清晰、具體、科學、系統的國有企業改革愿景和藍圖，為國有企業改革中各利益相關者制定各自的改革任務，從而減少利益博弈的機會和空間。

2.明確“利益整合與處置”原則，并用政策加以鞏固

“國企改革領導小組”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全面負責領導和規劃國企改革中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整合與處置原則”。

國資委利益：未來地方政府如何建立國資委的組織、職能定位、管理權限和監督模式？這就需要結合國家行政體制改革同步推進，并提出明確的整合和配置原則。

雖然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國有企業是從屬于地方政府的國有資產，但如何約束地方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行政干預，杜絕行政行為或行政不作為，如何杜絕地方政府的干預和權力腐敗，既要保證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又要在改革和市場化的決策中，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如何保障地方政府擁有國有資產權益”。

地方國企：在這輪國企改革中，國企高管的利益最不可能被提出來，但他們才是真正的主要利益相關者。這并不是否認“限制國企高管薪酬的趨勢”，而是如何跟上國企高管薪酬市場化的步伐，應該建立什么樣的機制來保證這一點？同時，對國有企業中干部職工的工資福利，本就高于市場水平和價值貢獻的部分，該如何處置？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員工所有權問題。高級管理層能擁有股票嗎？員工能擁有股份嗎？你能擁有多少？如何管理？如何退出？這些都是非常現實的利益沖突，迫切需要出臺具體、明確、指導性的相關政策。

如何處理地方國企內部與國企改革相關的各利益相關者的具體利益？應該堅持什么原則？僅僅想了解是遠遠不夠的，要固化成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性具體政策，便于操作，這是國有企業改革取得成功、收到實效的關鍵。

3.創新“從資產管理到資本管理”的監管新模式

目前，國有企業改革在國家政策層面、輿論層面、認知層面都有了一定的基礎，但在實踐層面上推進改革的成功還遠未達到。這尤其體現在政府重視不夠，國資委監督管理理念滯后，國資委習慣于對資產進行監管，但對資本管理不熟悉。國有企業習慣于監管資產，卻不知道如何獲得監管資本。口號喊出來，很容易，接下來怎么著陸，大家都不知所措。這是因為在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里，地方國企在資產管理方面比資本運營方面做得更好。源于以往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監管理念，即以保守主義和保守主義為主的零風險偏好型。例如，當資產增值時，管理人員拿你的工資，資產就會損失和貶值，你就會被問責。因此，許多國有資產不能按照市場規律進行處置和管理。于是，許多國企領導人開始關注“淡馬錫”模式。

因此，研究和探索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如何從經營資產向經營資本轉變，是地方國有企業改革的必然選擇，是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一個新課題。

4.確定“國資委行政改革”的改革目標和時間表

國資委改革雖然屬于行政體制改革，但客觀上制約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和效果。國資委到底是不是要退出？放權？在國家層面上，還沒有定論。國資委雖然不是國企改革的直接經濟利益方，但其所依附的行政權力和監督理念在很大程度上難以回歸，無法滿足提高國企質量和效率的現實要求，更不能滿足國企的發展要求。因此，確定國資委行政改革的具體方向、目標和時間表，客觀上決定了這一輪國企改革的成效。

5.研究“國有企業市場化對接”的范圍和政策優勢

盡管國有企業在資源獲取、政策支持、融資成本、人才獲取等方面都遠遠優于民營企業。但許多地方國企清楚地意識到，在市場競爭激烈的領域，它們無法與私營企業匹敵。為什么？問題是，國有企業被賦予了太多的政府責任，盡管其決策者有建設現代國有企業的主觀愿望，但這種愿望往往導致擴張，而不是市場競爭力。因此，如果國有企業改革不能使國有企業擁有符合市場規律和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的科學機制，那么，國有企業改革就很難取得成效。

因此，這輪國企改革，需要“國企薪酬水平和績效考核體系應該如何與市場接軌”？怎樣？如何通過現代公司治理機制對國有企業參與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進行監督？國企高管？國企職工能擁有股份嗎？”對相關問題進行專業研究，給予明確的指導和解答。

6.引進“外部中介機構”，加大創新研究力度

面對這場深刻而全面的國有企業改革，無論是地方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還是國有企業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會非常復雜，而且都是在不同的層面、不同的領域成為利益相關者，他們不僅僅是在觀念上解決不足的問題，在專業性和方法論上也不夠；改革創新的力度明顯受到實際利益的制約。國有企業改革，無論是地方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還是地方國有企業，都要通過引進外部顧問來系統、科學、專業地研究改革過程中遇到的關鍵問題，這是進步的最短路徑，也是國有企業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